疫期读书③丨夏榆：灾难之时，以个体记忆抵抗时代的遗忘
本期“疫期读书”，我们采访到作家夏榆，他分享了自己在疫期阅读苏珊·桑塔格等人的作品的感受，也谈到自己对瘟疫、战争、饥荒等灾难问题的思考，并重申了写作之于灾难记录的永恒意义。
“读书随处净土，闭门即是深山。”明代文学家和书画家陈继儒在《小窗幽记》中的这句话，常被读书人用以自况。然而，在疫情洪流席卷宇内的此刻，读书人是否还能在书桌前安坐如山？在外界灾难的纷扰和心灵的安顿需求之间，他们该如何寻求平衡呢？这或许是每一位有责任感和独立精神追求的知识人的共同疑难。
曾担任记者多年的作家夏榆，没有改变关注时政和社会议题的习惯，他为那些痛苦无助、绝望呻吟的医生和患者忧虑神伤，也为疫情中暴露的制度之病痛心疾首。他每天都以日志记录个人的观察和思考，因为他相信这些声音都会成为未来的证词。他说，“在灾难来临之时，写作的意义尤其凸显。”他的读书和写作，并未因疫情而中断。相反，他每天都在有规律地进行着，从苏珊·桑塔格、马可·奥勒留等人的作品中寻找安顿和慰藉，但绝非虚无遁世。他的写作和思考始终紧贴着现实大地，深具悲悯和关怀。
夏榆，作家。现居长春。曾任《南方周末》资深文化记者十年，访问过海内外众多思想、文化、政治精英，并应邀访问瑞典、挪威、波兰、德国。著有访谈集《在时代的痛点，沉默》《在异乡的窗口，守望》，长篇小说《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》《我的神明长眠不醒》《黑暗纪》，随笔集《黑暗的声音》《白天遇见黑暗》等。
采写 | 徐学勤
01
没有人能永久幸运，唯有坚韧应对
新京报：这个春节假期，你是怎么度过的？与往年有何不同？
夏榆：我现在双城居住。春节，我在长春过。东北过年讲究，有各种礼仪和风俗。然而，凶猛的疫情改变了年味，居家是唯一的选择。原准备回京，因为疫情取消了旅行计划。其实，我很喜欢居家独处，但现在独处会多出忧患感。因为远方和近处的疫情，网络时时可见身陷疫区的病患痛苦呻吟和绝望呼救，看见这些令我有痛苦感。
当然，我个人的生活还是会像平时一样过，每天雷打不动地按时写作、阅读、运动。我居所前的森林公园因疫情被封园，我经常去的活力城咖啡馆和西西弗书店也关闭了，不能到森林运动，不能到咖啡馆和书店，我就去公园外部的野湖散步。冬天的湖面结冰，旷野被积雪覆盖，倒是合适的去处。危机之时，在做好自我防护之际，我发觉拥有强健心肺的重要性。强健的心肺和人身的自由都是我珍视的，它们可以使你免于恐惧。这段时间，我白天按照计划修改最新的长篇小说，晚间写关于苏珊·桑塔格的约稿，这都是我愿意做的事情。
新京报：疫情期间在读什么书？此时阅读有何特殊感受？
夏榆：阅读是令我心神安定之事，因为要写关于苏珊·桑塔格的阅读随笔，在这瘟疫汹涌的时候，我也读完了苏珊·桑塔格的两本传记《苏珊·桑塔格：精神与魅力》与《苏珊·桑塔格全传》，两本对话集《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》和《苏珊·桑塔格谈话录》，两本随笔集《重点所在》和《土星照命》，一本演讲集《同时》，读过桑塔格在耶路撒冷文学奖的受奖演说《文字的良心》，读过她在德国书业和平奖受奖辞《文学就是自由》。现在，读桑塔格我觉得也是对自己忧患心神的安定，注视他人的痛苦，同时也要安定自己焦灼的心，在危机之时镇定而不慌张。
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慌乱和恐惧，桑塔格都经历过、书写过。她的《疾病的隐喻》，刚好对应疫情肆虐下恐慌的世界和人。强悍坚韧如桑塔格也长久地与疾病征战，她三次罹患癌症，身体的病痛和疗治的经历，以及对疾病的思考，使她写下笔力遒劲、文思浩荡的杰出文本。是的，对个体来说，困境永难避开，人总会有身陷困境的时候。重要的是人被困境压垮，还是从困境中鏖战出来。有的困境属于个体，有的属于国家或城市、族群。任何一种都能压垮脆弱的个人。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，是每个人需要应对的考验。没有人能永久幸运，惟有坚韧应对。
《苏珊·桑塔格：精神与魅力》（德）丹尼尔·施赖伯著，郭逸豪译
索·恩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版
02
“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我写作的意志”
新京报：春节期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？有何感受？
夏榆：前几天闲下来想看电影《卡桑德拉大桥》，看了五分钟没有看下去。恐怖主义事件，致命病毒的泄漏、感染和传播引发的灾难，我们的生活中不乏类似的事情，此刻不愿意再从电影里看这种恐惧。
不过，今天我看了美国电影《末日危途》。这是人类文明毁灭后的寓言，幸存下来的一对父子相依为命，他们穿越寒冷的城市废墟，历经劫难和凶险，在荒原里挣扎前行寻找活下去的生机。电影对文明毁灭的人类末世景象的想象，具有哲学气质。
稍早之前，我还看过《切尔诺贝利的祭祷》，由谎言引发的世纪性灾难，万千生命在核辐射中化为烟尘，这样的惨剧令人震撼，必然也令人深思拷问灾难背后的罪责和缘起。
新京报：最近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？在这特殊时期，做这项工作有何特殊感受？
夏榆：我不是医生，也不是救援者。作为自由文学写作者，我的职责和战场在写作本身。最近的主要精力放在修改长篇小说上，这是我只要活着就愿意完成的作品。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我写作的意志。现在我们经历的是旷世灾难。我写作的背景，是另一场旷世灾难——一代人的生命之旅、精神境况和心灵图景，这是我关注的领域。我当然知道它对我个人的重要性。
有人说，灾难发生之时，写作是无意义的。这是“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是野蛮的”逻辑翻版。我的看法相反。在任何的灾难性经历中，个人记忆都是重要的。我欣赏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·佩索阿的说法：“写下，即永恒。”不是说写作者渴望经久，而是杰出的书写有永恒的意义。现在我不再写别人想要我写的，只写自己想要写的。活到现在，我已经不需要外部力量的教导和指引，当我决定坐下来书写的时候，所写之物即是有价值和意义的。在灾难来临之时，写作的意义尤其凸显。我是一个意义决定论者，现在我已不想做无意义之事。
《在时代的痛点，沉默》夏榆著
新经典文化丨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12月版
03
“以个人记忆，抵抗时代的遗忘。”
新京报：你对疫情有持续关注吗？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？
夏榆：早晚我都会看即时推送的疫情动态。就像我现在回答问卷的此刻，全国在确诊人数高达40235例之后，依然以日增2984例的速度增加；疑似病例在23589例之后，依然以日增4008例的速度累积；死亡数字高达909之后，依然看不到停止。这疫情令人忧虑，还有更多没进入统计数据、没被医院收治、没有病床可栖的病患，在他们所处的暗角里呻吟呼求，这些情形真是令人悲伤。
众多的城镇正在饱受瘟疫之灾，我相信会有很多正直的公民、持守道义的独立作家和有职业精神的媒体人，在辨析、倾听和留存浩劫之下无数绝望个体的沉痛之声。这些声音会成为证词，我也会写日志记录个人的观察和思考。“以个人记忆，抵抗时代的遗忘。”这句话现在或许更有效。
每个世纪都有浩劫，战争、饥荒、离乱、瘟疫……我们现在所经历的，此前也发生过。“活下去，并记住。”俄罗斯作家瓦连京·拉斯普京这句话，成了很多灾难幸存者的命运写照。不论是在纳粹法西斯暴行之下熬过巴黎沦陷的萨特和加缪，还是走出纳粹集中营的凯尔泰斯·伊姆莱（Kertesz lmre）、伊凡·克里玛（Ivan Klima），甚或伊利·威塞尔（Elie Wiessl）、普利莫·莱维（Primo Levi），都成为他们经历的浩劫的思想者和见证者。对劫难的见证使笛福写出《瘟疫年纪事》、加缪写出《鼠疫》、马尔克斯写出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、J.M.库切写出《凶年纪事》。或许，中国的好作家也会写出中国版的《鼠疫》或《凶年纪事》。
《被淹没与被拯救的》，[意]普里莫·莱维著，杨晨光译
三辉图书丨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0月
新京报：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，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？有何政策建议？
夏榆：显而易见，疫情发展到今天的巨型规模，有太多需要反思之处。官员的平庸导致行政能力低下，危机出现时的噤声和危机引爆后管控的混乱，都显示出行政能力的涣散低效。
期望为政者能汲取此次灾难中的教训，重启体制改革，广开言路，广纳英才，激活政务机构的自主创新能力。国家治理体制要打破壁垒，吸收更多不同阶层、不同党派的精英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务管理，提升国家政务的现代化。期待这次疫情能带来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型。
新京报：在防疫期间，你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？可以是知识型和实用型的，也可以是有助于人们精神安顿的。
夏榆：我个人非常喜欢《T.S.艾略特：不完美的一生》，喜欢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马可·奥勒留的《沉思录》，博尔赫斯的《最后的对话》，《加缪传》《普鲁斯特》《乔伊斯》，这些传记是我经常阅读的案头书。里尔克的《穆佐书简》也是我经常阅读的。另外，像世界顶级科学家访谈集《我们都是散落的星骸》，加缪的《鼠疫》，马尔克斯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这样的书会帮助我认识星空宇宙和生命的奥秘，认识不同时代、不同国度瘟疫之年的人的境况。
阅读是心灵生活的一部分，阅读价值的产生依赖一个人的心性品质。如果推荐一部可以安顿精神的书，那就阅读马可·奥勒留的《沉思录》，你会看到勇毅坚韧的品质和深广的智识对人的重要性。这些品质是人在遭受危机和祸患之时的自我保护，如同船舶在惊涛骇浪中的压舱石。
内容编辑 | 吕婉婷
值班编辑 | 高贵兵
校对 | 翟永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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